反“国有”与反“国教”
2012-09-23 12: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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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国有”与反“国教”

2012-09-23   犀利公

反日游行全面走向暴力化,是当局始料未及的。尽管游行渐趋平静,但事件远未平息。不管各派势力今后在保钓话题上怎样继续发力,一个可以作出的结论是:此次游行,是维稳派与极左派相互利用的一次不成功合作。

保钓游行的三个特征

特征之一是合作。在普罗大众恨官甚于恨贼的时下中国,此类游行,没有主流体制派(维稳派)预制通行证,没有极左派(毛左派)打冲锋,近百座城市同时发动,绝无可能。

特征之二是相互利用。维稳派希望通过一场可控的爱国主义游行,既有利于修复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又能够进一步清理确保大会顺利召开的社会环境。而毛左派则顺势利用这场游行,为已经大半倒掉了的毛神像重塑金身,以期扭转自重庆事件发生以来持续了半年的颓势。

特征之三是不成功。维稳派冒险操控民族主义,前提是要确保可控,然而,结果却是失控。了解五四运动、经历过文革的人,很容易看清此类游行的运行轨迹:砸日车是第一步,砸政府是第二步,杀官僚是第三步……多亏帕内塔解了围。毛左派虽然成功地借反日抬出了毛,但声势和规模远没有达到他们可以乘势而起的程度。相反的,红卫兵做派和文革景观的再现,不仅在网络上引发一片反对之声,也迅即引起了当局的警惕,一夜之间,毛像消失。此次事件给维稳派的教训是——民族主义不再好玩;给毛左派的教训是——煽动爱国主义大不如前。

保钓的今天与明天

国内当下的保钓现实是:民主派基于对贪腐现状的绝望认知而缺乏保钓信心;极左派实行保钓机会主义,视保钓为恢复2月6日之前唱红盛世的一个契机;维稳派搞亮相式保钓,为了确保维稳局面不出现大的涟漪,在打赢、打输和不打三者之间,只能选择最保险的第三个选项。台湾采取隔海观虎斗的策略,远远没有轮到它登台参演的时候。唯一不夹带私货的保钓组织是香港的民间爱国团体,力量有限,悲剧色调是他们一次次真实行动的必然宿命。

专制国家的军队都有一条相同的演进规律:当它开始由私家军(党家军)向国防军转变时,会表现出“内战无心外战无胆”的显著特征。如前东德、苏联、罗马尼亚,以及萨达姆末期的伊拉克、卡扎菲后期的利比亚。因为军队是一个高度集中的组织,要么靠人治,要么靠法制。转型期的军队正好处于人治不再法制未立的空档期,指挥力与战斗力都会大幅度下滑。这虽然有利于国内的民主转型,但却不利于对外御敌。

这种各怀心事、极度离散的保钓格局,这种转型未成、外强中干的保钓身形,西方对此看得透彻,日本更加敏锐。在中国成功转型即构建起可以真正凝聚人心的民主宪政体制之前,日本不会产生惧华心理,更不会提出什么让步。因此,日本可能采取这样的策略与战略:近期(两个月),保持强硬姿态,巩固钓鱼岛“国有化”的既得成果,迫使中方在保钓声中开大会。中期(三年),与中国周边国家默契配合,保持对中国周边环境的持续性骚扰。长期(十年),配合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第一步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统一),第二步解决中国问题(转制)。

美国介入中外冲突的底线有一个转折点。2011年5月1日(拉登被击毙)之前,只有中国介入朝鲜半岛冲突,才会引发中美直接冲突,其它如藏南、南海、钓鱼岛等地的冲突,美军都不会直接介入。我在两年前的一篇文章中有过分析:“在香港保钓会或台湾渔民维权时,大陆派兵去抢占钓鱼岛,美军不会出动。”(2010.06.03《与朝共舞还是与狼共舞(下)》)然而,今天,美国不仅结束了针对拉登的十年反恐战争,也顺利结束了伊拉克战争。美国有精力在仅次于朝鲜半岛这一战略目标的第二目标上挥出拳头,钓鱼岛属于这样的目标范畴。

在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卫国体制之前,搁置争议便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最佳”选择。客观地说,此次钓鱼岛争执,当局虽然没有如激进者所期望的那样使用武力,但其行为也有可以圈点之处,那就是初步造成了共管共用的事实。今后只要保持住中国海监可以巡视、中国渔民可以捕捞的局面,争议便有解决的基础。

暴力游行的主体及成因

《联合早报》的一篇文章,给出了比较贴近实际的观察:

“被左派们祭出的毛主席,是要‘斗私批修’的毛泽东;被军事迷想念的,是对外姿态强硬的毛泽东;而和年轻人合影的,则是作为象征符号的毛泽东。但无论请出毛主席,是为了反腐、宣战还是好玩,对于执政党来说都是危险的信号。现任政府的对内管理和对外政策都无法令民众满意;而停滞不前的改革和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正让毛左们得以借这位‘人民大救星’拉拢更多人,这其中就包括偏激的民族主义者和不明就里的新生代。游行队伍中的毛泽东像,也在提醒执政党,保守派思想依然‘野火烧不尽’。如果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改革进程无法推动,那毛泽东的头像,只会一次又一次地被高高举起。”(陈婧《保钓游行为何抬出毛泽东像?》)

客观地说,全民反对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不是当局煽动的结果,而是对抗战记忆犹新的国人的自发意识。但即便如此,保护不了自家宅院的平民,也很难会为了远在天边的小岛,而发下“宁可大陆不长草,也要收复钓鱼岛”的毒誓。这就是9月15日我们在西安城看到了如此一幕的原因。——驾驶丰田车为儿子装修婚房的李建利在环城西路被一群“爱国者”砸穿颅骨,此时还在游行的27岁的李昭,迅即中止“爱国”行为,在长安中路,举起“前方砸车,日系调头”的纸牌,指引私家车主们,躲过爱国流氓的袭击。中国青年报的记者秦珍子写道:“本报记者独家采访李昭,描摹李昭内心的‘拐点’——从兴奋地参加爱国游行,转为关切同胞的财产和人身安全;同时我们期许,这一天里,李昭和其他许多中国人所表现出的理智和良善,构成社会基石,构成足以对抗狂热和丑陋的‘拐点’。”(秦珍子《拐点》)

旁观这场游行,有两点令人深思:一是诸多非极左阵营的新生代也参与其中;二是多次感谢日本侵华并出让了大片国土的毛,怎么就变成了卫国英雄的象征?

反思这场游行,犀利公不禁哀叹:我们还在吞咽专制主义教育的苦果,而且仍将继续品尝。

专制统治蛊惑人心的一大法宝就是宣扬极端爱国主义。对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洗脑,灌输“国家高于一切”的思想;用对外的民族主义掩盖对内的奴役主义,让民众接受“只要不做亡国奴就必须做家奴”的制度安排;将一切暴力均描摹成正义的革命行为,无限拔高暴力者(革命家)的形象,肆意掩盖他们残害同胞、让渡主权的事实;搞历史歪曲和文化欺骗,如编造各种武工队戏鬼子的闹剧,来抹煞正面战场大兵团抗敌的铁血史实。

反“国教”与反“国有”

在大陆上演反“国有”游行之前,香港爆发了持续多日的反“国教”运动,反对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课程。一种计划给香港中小学使用的《国教》教材的封面,赫然印着悬挂毛像的天安门城楼。这种极权与皇权的混搭图像,是对“马克思加秦始皇”(毛自言)的具象化表现,大陆人不仅印象深刻,更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向香港的弱小一代如此灌输所谓的爱国主义,理所当然地会受到抵制。反国教科大联盟发表声明说:“国教科课程对于民族、国家、公民等概念出现根本错误,……教学当中又将历史出奇地斩劈得支离破碎,故必须撤回。”

王思想先生说:“国民教育和公民教育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国民教育是政治课,渲染爱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试图培养出忠心、奉献的臣民,即奴才;而公民教育是思想课,旨在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维护自身权利的公民。民主国家进行的都是公民教育,专制国家喜欢进行国民教育。”(王思想《支持香港学生,拒绝爱国毒药》)

杨恒均先生说:“一个孩子从牙牙学语开始就被洗脑,等到他们成长起来,基本上已成为思想上的侏儒,精神上的畸形儿,可以说靠杯水车薪的启蒙是无法奏效的。更可悲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被洗脑,甚至大多数人又参与到对自己和对下一代的洗脑接力赛中。”“资源破坏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也许可以恢复;经济破坏可以奋起直追;政治走上邪路也可以拨乱反正,唯独一个国家的人民都脑残了,则只能等到他们慢慢死去,希望才能够闪现。”(杨恒均《路边谈话:洗脑与爱国主义教育》)

新生代参与暴力游行,让我们再一次品尝到了专制主义洗脑的恶果。温先生说“政改若不成功,文革悲剧可能重演”,不是危言耸听。站到利在千秋的高度看,香港反“国教”运动的意义,要远大于内地反“国有”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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