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的三种路径及“5+2”条件
2012-11-02 11: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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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的三种路径及“5+2”条件

2012-11-02  犀利公

“我们就是不改,你们怎么办?”,荣剑先生在几篇文章中多次转述过这个说法。如果这的确是执政党或某一派执政者的立场,那么将其表述成“我们就是不改,你们能怎样?”,可能更符合持论者的真实语态和真正心态。荣先生强调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中国还将跌倒在哪里?”》)。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荣先生举了许多原先对革命有过深刻反思和质疑的“反革命”知识分子,如今也开始不再反对革命甚至是期待革命了,如朱学勤等,来证明人们对这个大问题的焦虑。其实,从字里行间里能读得出来,荣先生自己也是焦虑者之一,甚或是悲观者之一。

无独有偶,笔者一直关注的诸多以前的“反革命”人士,都开始出现了某种变化。比如陈行之先生,这位一直沉浸于现实思考和深度思考的可以配享诺奖的作家,不仅一步步表现出对政治前景的悲观,甚至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顽固忍不住在文中常爆粗口。再比如李悔之先生,这位以反左而闻名的博客作家,以前一直致力于和平求民主的启蒙与呼吁,最近一年多来,通过走基层,接触了大量的底层抗暴人士,对现实的残酷性有了深切的体会,观点和态度随之一变,这从他对待左派人士的态度上即可看出——由反对到同情再到理解。由反对革命转变为同情甚至是期待革命,在底层和中层,在劳力阶层和劳智阶层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我无从查考,但从近两年来网络上的民意变化,以及较有影响的一批博客作者的观点变化上,大致能够看出变化的轨迹,斜率颇陡,趋势堪忧。这种转变也投射到处理重庆事件的民意反应上。如果说在三月份有七成民意基础的话,那么半年多过后,今天可能已经降至六成,在思考能力更弱一些的底层民众那里,恐怕还不到五成。因为人们在支持遏制极左思潮的同时,并没有看到限制官家特权的任何实质性举措,而后者才是民众感受最深的针扎点。人们不免会产生“如果让他们继续另立中央将会怎样怎样”的遐想。

原因何在?“我们就是不改,你们能怎样?”,就是最好的诠释。形势逼人,不得不变。本文的主旨不是要论证“官逼民反”,尽管这一幕在晚清已经上演过——皇族权贵们的顽固与拖延的确是辛亥革命爆发的主要原因;而是想分析官家这么做的道理。关于“改好还是不改好”,荣剑先生已经有过分析,提出了五个约束条件(参见《改革和革命:中国何以选择》,此处不赘),直击要害,环环相扣。倘若把自己想象成权贵集团中的一员,然后再来看这五个约束条件,你能够轻易做出自己的选择——还是不改好。你甚至会说:绝不能改!

五个现实性约束条件,决定了不能改。笔者依据另外两个约束条件,也得出了不会改的结论,姑且称之为文化约束条件,即政治的惰性与历史的惯性。

中国式的政治惰性起源于黄老治术,本意是政治清明(所谓黄帝之治)和清净简朴(所谓老子之术)。在乱世初定时期,它表现为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在盛世,统治者通常将其演绎成这样一种治国之术——现体制只要还能维持,就不要轻易去改变它。进而发展到权力失控、贪腐横行,无为变成胡为,接近于西方政治学描述的这样一种状态:“我称之为政治惰性的东西,对社会既不贡献劳苦,又不贡献财富;它只知获取,却不付任何代价;……它丧失了保持并提高生活幸福所必需的那种进取的活力,却把全部精力耗费在颇为强烈的舆论欲上。”(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

以不变应万变,被守成之君奉为圭臬。如果再加上苏东教训深刻、三代核心同堂、利益圈子扩大、底层民众虎视眈眈,则任何一点有可能打破平衡的小的改革都会变得异常危险。胆敢推行改革的人将首先被利益同盟军拿下,屡见不鲜。晚清政改,之所以迟缓、被动,没有人再想当光绪,更没有人再敢当谭嗣同,是一个重要原因。让不敢冒险的平庸者当头儿,几乎是利益集团的一致选择。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持续当政21年(1964-1985),正是盛世时期苏联的权贵们权衡利弊、精心选择的结果。年轻的戈尔巴乔夫,是在苏联人厌烦了国葬之后偶然被选择的。1982、1984和1985年,这个庞大的红色帝国为三位总书记连续举办了三场国葬。

形成政治惰性,需要三个条件。或者说,维持政治惰性,需要三大本钱。

其一是经济要有一定的发展。“好人领袖”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是整个苏联历史中最辉煌的时代,经济发展,国力强盛,生活水平大大改善,诸多扬国威、振民心的大工程大项目相继成功。基于这样的和谐条件,勃氏合乎逻辑地选择维稳主义,“拒绝改革,禁止改革,不断复制和拷贝短板干部,产生了大量勃列日涅夫式干部,整个队伍能力不足和本领恐慌问题日益突出。”(李永忠、董瑛《从民心指数高扬到政权垮台》)国内近几年对勃列日涅夫的研究,尽管有借苏讽中的意味,但基本结论还是立足于史实的。从勃列日涅夫到安德罗波夫再到契尔年科,因特权腐败而导致的民心瓦解的社会现状,长达20多年,苏共高层心知肚明,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去改,都热衷于玩击鼓传“雷”的游戏。因为现状毕竟还能维持,更何况人们对赫鲁晓夫当年的下场记忆犹新。

其二是民众的忍耐力,即奴性,中国人与俄罗斯民族一样,在世界上都具有代表性。

其三是枪杆子在手。执政党掌握到的暴力资源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它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强大的统治机器”,荣剑先生据此认为“中国现有制度及其执政集团未必会重蹈清廷的覆辙”。

历史的惯性,即历史的相似性和延续性。再不堪的体制,在中国都有可能存续较长的岁月。这一点被历史反复证明过。这一令人丧气的中国特色,背后的机理是文化传统。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特殊性的认识,笔者认同“中国特色”的广泛存在。但我的认同,不是“特色派”那种认为中国可以例外于世界、中国人可以例外于人类的所谓认同;而是认为同样的事物在中国可能会因“特色”而经历更多的反复,如民主转型、信仰重建等。因此,对于中国未来的民主转型,我的基本认识是:结果乐观,过程悲观。

笔者认同“周期性震荡是中国制度的典型特征”,而“周期性震荡”,就是在反复展现历史的相似性。晚清政改一步三回头,最终夭折于辛亥革命的炮声之中,这样的历史,谁也不敢说不会再重演。国人在漫长的专制统治中进化出两种特性——从众性和夜行性。一个人就忍,一群人就哄;白天袖手旁观,夜晚挥拳相助。中国式的革命,与中国式过马路的形成机制相同——人多了就可以干。维稳始终有两大关键节点:人多的地方,天黑的时候。国人的这两种特性很容易酝酿革命的气氛。一个有着两千多年漫长专制史的东方古国,民主转型一波三折,一波N折,是可以预料的。

全面考察“5+2”约束条件,如果不存在大的逻辑缺陷,几乎等同于判定政改在中国是一部永远不会启动的机器。那么这是否就说明仅剩下革命一途了呢?我的答案,或者说我朋友的答案,有别于荣剑先生。

这位朋友注重实证研究。他从最辛苦油水最少的乡政府和派出所近十年来的膨胀速度与利益格局的演化中得出结论:现体制改不了了。对于每一级政权通常由多少个家族控制,他得出一个大致的数据:乡镇5-7个,县15-19个,地市30-39个,省50-65个,国家300-390个。但近年来,他很少再谈论具体问题。他说,无论你研究哪个领域的具体问题,最后都会集中指向同一个根源——体制。而每到此处,研究工作便戛然而止,久而久之也就失去了继续研究的兴趣。

对于中国未来的转型途径,他认为,除了改革和革命,还存在第三条路——外战。他举的实例是70多年前的德国和日本。被法西斯主义主导下的德国,以及被军国主义控制下的日本,当时都没有启动政改的条件。两个国家的转型是在自己所发动的大战结束之后完成的,分别付出了经济倒退20年的巨大代价。

改革、革命与外战,在当下中国发生的概率大致是均等的。谁先被触发,取决于一些偶然性因素。荣剑先生赞同“历史上的重大变革,一定是由非理性的、没有历史观和大局观的人推动而成”,某种意义上也是在认同事情发生的偶然性。对于一个长期处于严防死守状态下的封闭的系统,大事件的发生通常都缺乏预见性。某一起群体性事件处理不好,革命就可能先冒头;某一次地缘政治关系处理不当,外战便会不期而至。朋友认为,尽管外战的性质、规模、肇源与二战不同,但一旦发生,都足以改变中国。他反复强调,不可忽视第三条路的存在与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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