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宿命
2013-02-06 14:2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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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宿命

2013-02-06   犀利公

对于申纪兰第12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许多人不以为然。有人举她用一个“弄”字一气呵成发表的一段讲话为例,斥之为傻瓜。“我有个想法,网也应该有人管,不是谁想弄就能弄,就跟人民日报一样,外国那些人那是瞎弄的,咱不能这样,咱要按照原则去弄,不要好的弄成坏的了……”

不幸的是,将这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活化石视作傻瓜的人,可能要自己将这顶帽子戴起来。一个谋到了厅级待遇、用自己的名字注册多家公司的名利双收的不倒翁,以不变(永远投赞同票)应万变,深刻领会并牢牢抓住了党所要求的怎样做人民代表的精神实质,其实比任何人都要精明。

申纪兰用她屹立了半个多世纪而不倒的强势形象,彻底击垮了国人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够体现民主的幻想,这才是申纪兰现象最具积极意义的一面。两年前,犀利公曾在一篇文章的末尾写道:如果要见证什么是虚假的民主政治,我们真的需要保留这块活化石。(《“活化石”见证的究竟是什么?》)

作为中国议政的两大最高机构,“两会”创立60多年来,其形象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在多数民众的心中彻底倒掉。如同我们不能把政协形象的倒掉归咎于李小琳、倪萍这些天性活跃自称特别能代表人民的委员一样,我们不能把人大形象的倒掉简单地归责于一位84岁的老太太。这是每一届多达几千人的代表委员们共同努力的结果,更是操控两具木偶的组织的杰作。

我对“两会”的最终倒掉之所以持乐观态度,是因为民众已经开始学会用眼睛而不是用耳朵来判断它。尤其是最近几年,人们将眼睛紧紧地盯住那些进出大会堂的人,不管是衣冠楚楚的官员、富甲一方的商人,还是高论迭出的专家、花枝招展的演员,民众通过网络检索出他们的真实身份——他们究竟是一群什么人?拥有哪个国家的国籍?究竟要代表谁?民众吃惊地发现,代表委员中的70%是官员,29%是商人和文艺家,疑似代表13亿底层的不到1%。这些官员、演员、富商和外国人,每年的春季都声势浩大地召开官商大会,装模作样地参政议政,以高达99%的否决票率一次又一次地否决官员财产公示提案。据说苏联解体前有过一个调查,问苏共究竟代表谁的利益,结果是:认为代表农民的占7%,认为代表工人的占4%,认为代表官僚干部的占85%。类似的调查在中国虽然没有条件开展,但不等于民众心中没有答案。民众会一个一个地分辨那些高喊“我骨子里爱党爱国”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人,究竟是哪几根利益的神经在操控着他们发出娇喘微微的吃奶声。人们对倪萍、彭丹、宋祖英、姜昆、冯巩、黄宏等专业演员,以及薄熙来、刘志军、衣俊卿、李小琳、毛新宇、胡鞍钢、于丹、余秋雨等诸多非专业演员的个案评判上,慢慢就厘清了对“两会”乃至体制的整体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说,“两会”中的专业演员和非专业演员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需要说明的是,我以为,文艺家变身为政治家,作正常的职业身份转换,本无可指责。施瓦辛格当州长,干得风生水起。里根做总统,做得出类拔萃,名垂青史。甚至是李云鹤女士代夫出征,进入政治局,将中国政坛冲得七零八落,也基本上属于职业身份转换。但我反对文艺家委身于政治,变作政治的奴婢和极权的帮凶。文艺工作者成建制地委身于权力,是当今中国政治的一大奇观。不管是王蒙信誓旦旦地宣示现在是中国文学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期,还是莫言用讲故事的方式狡黠地切割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都不能扭转民众对党的文艺工作者们的睥睨,更不能消解民众对佝偻着身躯不敢思想的当代文艺作品的鄙视——不管它是获得了“五个一工程”家奖还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式的外奖。

1949年政协开张、1954年人大创立初期,我不否认有限选举形式的存在。但自反右特别是文革开始之后,有限度的选举就名存实亡,尺幅原本很小的最后一丝遮羞布也被完全扯掉。这是申纪兰神话得以诞生的基本环境。在不久的将来,人们会发现神话与笑话之间,一点过渡都没有。

本文不为说申纪兰,也不为说“两会”,而是想以此为例,描述并解析决定中国命运的一些事物的真实发展规律。从民众对这一规律仅具有极其微弱的影响作用的角度而言,不妨称这一规律为某种宿命。就“两会”这个事物而言,其发展规律是:没有最假,只有更假,最后倒掉。在《斯人.斯会.斯国》这篇短文中,我曾经这样描述过“两会”的运作状态:“下一会纠正上一会,会会循环,都是由永投赞同票的申纪兰们和永不投反对票的倪萍们开的。这样的人开这样的会,这样的会指导这样的国,这样的国产生这样的人……”

依循此理,我们还可以归纳并预测如下一些重要事物在中国的可能发展轨迹:

房价:没有最高,只有更高,最后崩溃。

货币发行量:没有最多,只有更多,最后步当年法币之后尘。

贫富差距:没有最大,只有更大,最后撕裂整个社会。

教育:没有最烂,只有更烂,最后在人性互残中逼迫这个民族重新觉醒。

贪腐:没有最烈,只有更烈,最后抽心一烂。

权贵分赃:没有满足,只有不满足,最后内讧。

政治转型:没有渐变,只有突变,最后付出惨重的代价。

更多的实例已无需列举,我们可以归纳出事物在当今中国的一般性发展规律:发展→恶性发展→死亡

这些在别的国家也存在或曾经存在的事物,之所以在中国表现出如此不堪的宿命,是与这个国家独具特色的政治体制以及这个民族不幸传承下来的文化传统息息相关的。发展→良性发展→可持续发展,这种在民主国家所见到的好运,在中国没有存活的环境。国人需要为此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多难兴邦,不是民众的期盼,只是他们的宿命。

最后借一个故事再次诠释一下我想表达的一种宿命。隋唐第一好汉李元霸,在宇文成都、裴元庆、伍天锡等能够挑战他的好汉们一个个相继阵亡之后,颇感寂寞。一日雷电闪烁、霹雳交加,元霸大怒,抛锤击天,锤落而下,直击面门,坠马身亡。

失去了约束,也就临近了死亡。这是另外一种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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