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析中朝关系
2013-02-19 17: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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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析中朝关系

2013-02-19   犀利公

朝鲜的两种变化方式

一年多前金正恩接位时,笔者曾经对朝鲜未来可能的变化方式作过简略分析:一种是缓变,走中国式的经济改革道路;一种是急变,以核武为由头对国际社会进行刺激,最终事态失控。在那篇题为《后金时代与中国绊索》的文章中,笔者写道:“金正恩如果接受中国的建议,真正启动经济改革,则朝鲜之变就是缓变,反之则可能导致急变。中国自然希望是前者……中国如果继续象纵容金正日那样支持金正恩,急变或许不远。”

一年后的今天,从朝鲜两个月内接连进行火箭发射(2012.12.12)及核试验(2013.02.12)的激烈举动来看,急变的态势愈发明显。笔者以为,朝鲜对中国式改革有着透彻的研究和清醒的认识——此类改革能够维护一党执政但不能保证一家独裁。这是金氏三代都不敢效法中国改革的根本原因。

“急变”的爆发不在当下,而在2016-2020年间。在那篇文章中,我给出了这样的分析依据:急变取决于美韩,而不是金正恩的挑衅程度。美韩没有准备好,朝鲜再怎么挑衅,对方都会容忍。美韩准备好了,朝鲜不挑衅,对方也要动手。从2010年起算,美韩需要10年准备期。在此期间,美国要基本完成对伊斯兰国家的民主化改造,以根绝极端宗教势力的危害;韩国要完成政府机关和主要工业往新首都世宗市的搬迁。笔者维持这一判断:急变的爆发时机在2018年前后,这是美国下一届总统进入任期的第二年,也是中国下一届领导人进入任期的第一年。在此期间(2016-2020),中国内部的经济问题与社会矛盾可能会进入强爆发周期,与朝鲜问题甚至包括东海和南海问题一起发生共振。在距离这种最坏的共振局面爆发尚有3-7年的缓冲期,中国需要通过实质性政改,解决内部矛盾,平复共振的源头。

朝鲜的两种变化方式,将导致怎样的变化结局,又将怎样影响中朝之间的关系,放到后面讨论。

对朝政策不会大变

朝鲜的每一次出格行为,尽管能够转移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缓解中国与周边国家以及美国在某些焦点事件上的冲突强度,但时间短暂,效果有限。朝鲜的挑衅能力虽然大于基地组织,但它对美国的牵制能力远不如拉登,因为基地组织有可资利用的宗教资源,容易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分支机构,令美国防不胜防,而朝鲜的活动范围则相当狭窄,只能在东北亚搅起波澜并危及邻国,对美国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因此,如果说在已经过去的十年战略机遇期(2001-2011)的构建中,拉登无意间给予中国一点配合的话,那么,中国要想构建后续的战略机遇期,则很难指望朝鲜贡献正能量。相反,朝鲜很可能会成为绊倒中国的一根绳索。

近代中国的两次命运转折都与朝鲜有关。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直接诱因是朝鲜东学党起义,清廷应朝鲜国王的请求出兵镇压,日本据此挑起战端,最终在军事和精神上击败中国。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带给中国两大影响:一是失去了二战结束之后经济崛起的良机,二是偶然躲过了家族统治的劫数。在多篇文章中,笔者对藏南、南海和朝鲜这三处热点做过相关分析,认为朝鲜最有可能成为绊倒中国的致命绳索。对现代兵器发展的特点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战争样式的变化有所了解的人都能够看出,所谓“朝鲜是中国的屏障”,不过是臆想和自欺。

近年来,民主价值观与人权意识已经逐步深入到普通民众之中,与民心和民意相比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日益凸显出两个刺目的特征:无正义、无民意。从伊拉克、利比亚、突尼斯、埃及、也门这些已经推翻了独裁统治的国家,到叙利亚、伊朗、缅甸、委内瑞拉这些正在改变独裁统治的国家,中国官方的外交语调一概采取如下范式:对于独裁者,都视其为合法之正统,并竭力反对西方介入;对于反对专制政权的进步社团,都污其为受西方操控的叛乱组织;对于要求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的普通民众,都贬其为受到西方蛊惑的动乱分子。在这些国家的民众谋求民主自由的艰难历程中,中国国内形成了两个截然相反的舆论场:官媒为独裁者打气,民众在网络上为“反对派”叫好。当独裁者终于被推翻时,官方只能被动地用“尊重×国人民的选择”来掩饰尴尬。而那些在官媒上与外交部对口型的专家学者,难免沦为民众的笑柄。此次朝鲜核爆,不少学者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中国的朝核政策失败的标志,但官媒却组织专家对这一客观的结论进行围剿,他们无视近抵国门的核威胁,坚持陈旧的意识形态立场,丢弃了起码的学术操守。无正义和无民意外交,通常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而牺牲国家利益则必然伤害民心、流失民意。

在中国自身的意识形态错误、战略方向走偏、外交政策失误、高层能力不足,以及民间智慧受到压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朝鲜得以掌控中朝关系的主动权。中国朝核政策的一步步失败,最终将祸害招致国门口。而朝鲜对中国发起组织的六方会谈机制的反复羞辱,又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担负国际协调重任的大国能力的怀疑,无疑令中国孜孜以求的大国崛起梦想失去了不可或缺的全球信任氛围。

现行的国内政治形态决定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国家利益只能服从于政党利益。即便是朝鲜的核试验、国家化的毒品走私等行为已经对中国造成了事实上的危害,但中国政府仍然难于下定弃朝的决心,至多在外交语调上增加“反对”之类的升格词汇。因为这样做符合执政党的“身份利益”——任何一个独裁政权的垮台都是对其它非民主政体的打击与威胁。当一个政权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独裁身份时,它总是不由自主地站到独裁者一边,哪怕选边所获得的这种“身份利益”很虚,很影响政党的长远利益,也在所不惜。

中朝关系的可能结局

悲观一点说,中朝关系最终可能会走向敌对。基本分析如下。

其一,虚假的意识形态纽带。60多年来,在处理中朝关系的中国官方的指导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我们是社会主义兄弟。然而不幸的是,二战结束以来,在全球近200个国家的国与国的关系史上,秉持民主价值观的国家之间,尽管有些国家的政体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却有许多国家相互间建立起了兄弟般的稳定关系,如英美、德法、美日、美菲、美澳。唯独在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国家之间,从未出现过一对持久的兄弟关系伙伴国,无论是前苏联与东欧诸国之间,还是中苏、中越、中阿、中朝之间,都不曾有过。中苏、中越之间还相继爆发了边界战争,而中朝关系的实质其实还不如中越。这是由共产主义学说的空想性和社会主义政体的虚伪性所共同决定了的。更为不幸的是,其它社会主义国家都早已摆脱了意识形态藩篱,坚持将国家利益置于政党利益之前,而中国却反置至今,一次次地在国家利益上作出让步,外蒙古、唐努乌梁海、白龙尾岛、长白山、鸭绿江出海口诸岛,等等,都有重大利益的丢失。

其二,真实的感恩逻辑。在不少国人的思维意识里,总是希望朝鲜感恩,这是不切实际的。一方面,在联合国成立之后所逐步确立的国与国之间的现代关系中,从来就不存在感恩的模式。另一方面,亲历过朝鲜战争见证了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朝鲜老一代官员和百姓,大多已故去,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洗脑教育,金正恩时代的朝鲜官员和民众,已经形成了完全相反的逻辑思维:中国应当感恩于朝鲜——是我们在帮助中国抗击美帝国主义——中国提供经援就是在向朝鲜感恩和支付对价。

其三,朝鲜民众的未来认知。每一个获得过中国支持的独裁政权垮台后,其国民都会视中国为异类甚或敌人。祸害了几代人的金氏政权的真相总有大白于朝鲜民众的那一天,到那时,他们会怎样看待它背后的中国?甲午战争的第一阶段——平壤之战,几万清军败退朝鲜,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当地民众并不支持中国军队。

其四,朝鲜的两种变化结局。结局之一是朝鲜作为一个独立国家长期存在。其实,只要美国暂时承认金氏政权的地位,朝鲜就会立即投入到美国的怀抱,转而与中国结怨。而美国也存在着这种灵活性,卡扎菲、萨达姆上台之初,都曾经得到过美国的默认或支持。如果某一个居心不良的美国总统上台,甚至还有可能默许朝鲜发展核武器,因为朝鲜的核弹真正威胁到谁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在1970年代印度进行核试验时,美国带头发起对它的制裁,随后被迫放弃。今天来看,印度的核弹究竟是谁的威胁呢?结局之二是朝鲜被韩国统一。不管是哪一种结局,中朝(韩)关系都将面临重大调整,一旦长白山、苏岩礁等领土问题浮出水面,双方关系走向敌对在所难免。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第一部分分析认为朝鲜存在缓变和急变两种变化方式,而急变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无论哪一种方式,变化的结局都可能是上述两种之中的一种。缓变,也有可能最终被韩国统一,并不能增加与中国亲近的几率(即便是仿效中国的经济改革模式);急变,也有可能突然与美国交好,与中国反目。

其五,某种宿命规律。现体制下的中国,事物的发展总是被一条宿命般的规律所支配,那就是:发展→恶性发展→毁灭。改变不了体制,也就改变不了规律。中朝关系,同样受这条规律的支配。

对策

在民众逐渐觉醒的社会,对外牺牲国家利益,不仅不能够巩固政党的利益,相反还会削弱执政党的合法性。外交政策长期背离国内民众的实际立场,政府就会被民众所唾弃。诚如钱文军先生所言:不是中国四面受敌,而是中国政府四面受敌。这是只有党外交而没有国外交的必然结果。如果继续抱着自欺欺人的意识形态和已不存在的“屏障”幻想来处理中朝关系,只会陷入更大的被动。尽管前文做出了“对朝政策不会大变”的结论,但笔者还是提出一点对策,只当画蛇添足:在原则标准上,没有意识形态因素,只有基于市场原则的国家利益,舍此无它;在国际协助上,严厉制裁朝鲜的核冒险,向世界展现言行一致的大国形象;在经济援助上,保持基本的人道主义援助,拒绝一切无理要求和讹诈式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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